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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昆明,攒一场相声大会
2016-11-18 15:03来源:昆明文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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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声大会”已经有12名演员,每次演出固定有6段节目


团队里都是年轻人,共同爱好都是相声


11月4日,周五。演出准备了5个节目,由窦传辉压轴。禁不住观众“再来一个”的呼声,他又返场,连送了3个节目,最后因时间关系才匆匆结束。

11月11日,又是周五。开始时间已过了半个小时,演出场地里仍然空无一人。韩磊抽着烟摇头:“这不行,一场人多一场人少。”许文龙接过话头,“今天的人真不行啊!”

“不说个1234567都不许走。”韩磊话音刚落,马上就有人接茬,“1234567。”

许文龙哈哈一笑,“说完了,走。”

众人一致将观众的缺席归结为当晚“双11”的购物狂欢。驻场演出已有1年时间,但大家仍未号准昆明观众的脉。这是他们第一次遇到一个观众都没有的场面,对于这个“不年不节”的日子里观众的缺席,大家都摸不着头脑。

等待近一小时后,得到师傅窦传辉的首肯,他们撤了。

“观众成了精跑上来演的”

相声必须是和观众一起完成的。”在窦传辉眼里,若没有观众,相声就不能称其为相声。

11月10日,晚饭过后,杨天正、许文龙和相声园子里的几个搭档在排练室里开了工。

负责“捧哏”的许文龙要连着给几个“逗哏”“量活儿”,他和搭档们挤在小阳台上,面朝着楼下喧闹的人群,嘴皮子一刻不停地动,香烟几乎人手一根,烟头在夜的映衬下愈发红亮。忘词儿或笑场的时候,新入门的吕志斌总是下意识的吐出一句,“可说呢!”“谁说不是呢”,搭档许文龙的接话也总是固定的,他们就像两个“卫嘴子”一样溜着嘴皮子。

排练的氛围总是很欢乐,像朋友之间的调侃、贫嘴。看似文弱的杨天正一开口就让人“耳不暇接”。但是他说,现在他开始害怕了,“原来上场说啥都无所谓,天不怕地不怕。”这种无畏源自于无知,“因为我根本不懂”。他开玩笑。

现在,回头去看自己过去的表演视频,他觉得“不忍直视”。曾经在台上说错了都不自知,现在他在台上极其敏感,观众席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直接影响他的表演情绪和后续的发挥。

这与杨天正学习的正统相声有直接关联。杨天正的师傅窦传辉说:“相声必须是和观众一起完成的。”在窦传辉眼里,相声就是“刺激与反应”,没有观众,相声就不能称其为相声。

作为“捧哏”,许文龙在台上很大一个任务就是圆场,给“逗哏”抛出来的包袱锦上添花,或者为舞台上的失误打掩护。有一次在暖场“垫话”中,搭档向观众介绍作为道具的扇子的用途,谁都没料到,折扇打开时,纸扇面烂成了一条一条的,许文龙没忍住笑了场,观众也跟着笑成一片。

“以后演出,还是得注意道具的质量啊!”他用一句话又绕回正题。

“德国人请我去演出,900万马克。”

“什么……”话没说出口,许文龙意识到,这个因德国钱币单位发音误会而设计的包袱“兜底”了。原本搭档说的应该是“夹克”,这样他才能顺势讥讽一句,“什么夹克,那是马克。”他及时收住,用一句对“马克”的解释圆了过去。

“相声大会”刚“攒”起来的那段日子,杨天正乐此不疲地排练、找观众、演出。台下的面孔都是各自的亲戚、朋友、朋友的朋友,通常连三十个人都凑不齐。他们曾卖过一段时间的票,1元钱一张,不为钱,只是为了确定能来多少人,而1元的门票钱最后也会化为一瓶矿泉水返还给观众。

许文龙回忆:“没什么人嘛。很多次我就想,要是这次天正不给我打电话,我就不弄了。后来他跟我说他也是这么想的,如果他打电话给我,我说我不弄了,他也就不弄了。我们这是‘麻杆儿打狼,两头害怕’。”许文龙低头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儿,自己乐了,“可说呢!”

演员和观众彼此都认识,无论台上说什么,台下都有掌声和笑声,杨天正一度沉浸在这种欢乐的气氛中,对自己的专业素养水平毫无警觉。

后来,杨天正回忆,有一个很熟的朋友告诉他:“你这些段子给我背一天,我也能演。”对于台下观众对他“业余”的指摘,杨天正无从辩解。几个月后再见面,这位朋友的语气里不乏讶异:“你还在办?”杨天正底气十足,“你别用老眼光看我!”他当场给朋友背了一段贯口,力证自己的用功,显然,这是一次成功的自证。

2016年4月份,杨天正正式拜师窦传辉,开始正统相声的学习之后,他承认“之前都是瞎搞”。他在《论捧逗》中有一句原创的话,“你就是观众成了精跑上来演的”。

他说,这句话,适用于曾经的他们。

“攒一个园子”

“拜师”成了转折点。有了窦传辉的加入,这个昆明的相声社才得以逐步走向专业化。

对相声的兴趣,源自郭德纲的走红。彼时,尚在学校读书的杨天正发现了这种比小品还能让人乐的表演形式,他每天晚上熄灯后都躲在被窝里,看郭德纲的相声视频,相声演员的“包袱”一抖,杨天正就跟着抖——他铆足了劲憋住笑,甚至抖到惹来上铺的抗议。2015年3月,这个1995年出生的小伙子离开家乡曲靖,只身来到昆明,他要说相声。

离开曲靖时,杨天正联系上在网上认识的两个“同道中人”,其中之一就是许文龙。后来,他们在一家火锅店里上演了在昆明的相声首秀。“我们去那儿演了两段,感觉很high!”回忆当时情景,杨天正的脸上闪过一抹兴奋,“我们在一个不专业的场地,对着一群不专业的观众,说了一场不专业的相声。”

“攒一个园子”的想法由此萌芽。

从2015年4月起,每个月最后一个周日的晚上8点到10点,杨天正和两个搭档就凑在一起,在借用的场地里“耍一场嘴皮子”。许文龙觉得,相声就是一门设计好的“撩拨艺术”,若是自己抖个同样的包袱出去,观众却不乐,那就值得去琢磨这中间的差别,“我说的是同样的词儿啊,为什么大家不乐?我缺哪儿了?”那时候,在台上正经说笑话时没人乐,不说的时候大家却哈哈笑,许文龙总是踩不准观众的笑点。

2015年9月的云南省曲艺作品展演是一个关键点——许文龙的这些问题在展演上得以解决。在这个展演上,杨天正得以结识窦传辉,这才有了后来的拜师。

曲艺作品展演结束后,作为评委的窦传辉和杨天正的小团队聊起相声,颇为投缘。熟识了以后,杨天正拿着自己的台本去请教窦传辉,“老师,您看我这个本子要不要调一下?”“你是我什么人呢,徒弟还是啥?为什么我要帮你看本子呢?”窦传辉的话语里带着暗示。

杨天正没听懂这话,他以为窦传辉生气了,别说拜师,连请他去场子里演一次的话都没敢说出口。再后来,杨天正收到窦传辉发来的一张图片,是窦传辉和自己师傅的对话截图。“师傅跟师爷说,我想收个徒弟,师爷告诉他,那你考察考察。”杨天正恍然大悟。

让杨天正觉得开心的是,“有了师傅,我们都专业起来了,演员开始做演员的事,场地有场地的人负责。”这个变化不仅在分工上,相声园子的表演结构也在专业化。“一般开场节目就是耍嘴皮子,说贯口,让观众逐渐进入气氛,第二个节目一般是师傅上,把整个气氛都捧起来,接下来就我们上,让观众情绪有高有低。”窦传辉俨然成了台柱子,几个后辈经常开玩笑,“窦老师啥都负责,暖场、主持、救场、外联……”

说起窦传辉加入后的团队变化,许文龙用了四个字:“突飞猛进”。过去,杨天正听相声只是图个乐,经过正统的学习后,现在他琢磨的是别人的段子的结构,“看人家在哪里收哪里放,在哪里入在哪里出。”他开始发觉原来自己说得有多“散”,然后从模仿开始,听前辈们的段子,一字一句,连喘气都学。每天晚上排练完,几个人都要排排坐,听师傅指教,包袱要怎么抖,怎么垫句,怎么配动作,怎么调情绪。

2015年10月,正式拜师之后,“相声大会”在窦传辉的努力下,从昆明北市区一家公司的会议室搬到南市区一家以电影为主题的大型餐吧。第一次亮相时,窦传辉带着搭档师弟冯健峰压轴演出。杨天正亲眼看到了自己和专业演员的差距:“前半场我演的时候都是熟人捧场,大家的笑是礼节性的,是善意的鼓励,有时候包袱还没抖完就笑了。后半场师傅上去演,观众的情绪很明显变了。”杨天正记得,那天冯健峰下台后,狠狠地说了一个字:“爽!”

现在,“相声大会”已经有12名演员,每次演出固定有6段节目,演出时间也从原来的不定期,到现在的每周五晚上固定一场。许多人还记得,搬到新场地后的第一场演出效果特别好,因为免费,他们不断为新加入的观众加座。“今年6月份开始卖票了,观众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开始做直播了,每场基本能有5000人观看。”谈及现状,杨天正很是满意。

听着演员们在排练室里“叽叽喳喳”的声音,窦传辉有点“沾沾自喜”,“现在也算出了点小成绩,我们的场子一般上座三四十个人,整个场地一次最多能容纳200来人,在全国来看,也是大场子了。“至少现在北京都知道昆明有这回事了。原来我还挺怕失败的,在这儿搞个小园子都搞不起来的话,挺丢人的。”

“北话南说”的挑战

正统相声的学习,是对北方文化的回归,这与“相声落地”的需要有相悖之处。

相声为什么能把人逗乐?

学习汉语言文学的许文龙认为,能把人逗开心,是广袤的汉语语境所造成的误解之美。他试着在相声中运用这种误解,但除了云南方言,他和搭档的首次尝试便无果而终——许文龙和杨天正商量,用云南方言来尝试《论捧逗》。排练的时候,一个人故作生气要罢演,另一个人用昆明方言挤兑,“走嘛,你走嘛”。但这句话才说完,问题就来了:“为什么突然要说方言呢?在舞台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要有理由。”

让北方的语言艺术在云南落地生根,真正入行以后,杨天正才觉出其中的意味。“以前我觉得随便用几个云南方言进去就可以了,但现在才知道真难。加好了,就是画龙点睛;乱加,就是搞笑,哗众取宠。最难的就是掌握这个火候。”

窦传辉解释,方言在相声中是一种地域性的语言符号,利用它有别于普通话的语言节奏和具有地方色彩的指征所带来的反差,制造“笑果”。这其中,因为受众理解的原因,方言的局限性显而易见。而且,因为发音上的轻重差异,方言相声很容易陷入“说不清楚”的迷局。

北方的相声若想完成“本土化”的嬗变,就必须剔除很多“经典”元素。一次,冯健峰在台上说:“广场上,有个水泥做的洋灰池子。”这个出自”水泥“和”洋灰“的语义重复而设计的包袱,却让云南观众很是茫然。许文龙及时追问了一句,“什么叫水泥?”虽然这个追问让观众明白了“水泥就是洋灰”,但他们依然没有理解其中的笑料所在。

文化差异带来的理解偏差凸显在很多地方。在北方,相声段子里经常会有人问“你压——力大吗?”北方观众听到了,会笑起来——他们知道这是在借机骂人,但南方观众却听不出来“你压……”和“你丫”的区别。

冯健峰科班出身,有着正统和系统的相声知识,对于相声在云南的落地,他不无思考:“每个地方的文化、休闲娱乐习惯都是不一样的。”

正统相声的学习,是对北方文化的回归,这与“相声落地”的需要有相悖之处。比如《报菜名》中,有道菜叫江米酿(rang)鸭子,“rang”来自北方方言发音,但南方观众乍一听很难领悟。而在《白事会》中报出的餐馆名字,诸如“全聚德的鸭子、东来顺的服务员”之类京津冀地区的名店名厨,让南方观众也觉陌生。

文化的差异最难跨越。北京、天津等地的人茶余饭后爱看戏、听相声,这是老一辈人传下来的。到了四川、云南,人民的休闲习惯不同,喜欢打麻将、跳舞、唱歌,“相声来了,会水土不服。”

演员与观众的“互相调试”

如何在云南说相声?这种摸索被形容为“中国相声的地域改革”。他们希望,这个园子能发展为另一个德云社。

当许文龙和搭档站在台上,向观众描绘茶馆里的市井打斗时,他说了句“飞起一个茶壶”。

此时,他脑海里闪现出来的茶壶是锃光瓦亮的,是那种在北京、天津的茶馆里细长嘴儿的,冒着热气的铜茶壶。但云南观众脑海里的“茶壶”是另一种形象——小巧玲珑,用来喝普洱茶的紫砂壶。这是地域文化的烙印。

许文龙记得,他小的时候听过用昆明方言说的评书,“九几年,那时候小区的茶馆还承担着周边的居民用水,两角钱打一壶热水,有人在里面说评书。观众只有几个老头。”“只比水壶高一点”的许文龙长大后,方言评书早已没了踪迹。这或许是方言攻克普通话“壁垒”的一个反例,“如果可以,(普通话)不是早就普及了吗?”

现在,窦传辉和徒弟们能做的,就是不断探索。窦传辉已经在试着往表演段子里加入云南元素,以求贴近。“我也在探索云南人喜欢听什么。有些在天津、北京甩得响的包袱,到了这边就不响了。比如北方人说‘好吃不如饺子’,云南人理解不了这个,他们接不住这个梗。”

最生动的元素,都来自于生活。在云南落地就要贴近云南人的生活,窦传辉有了一些体会,比如形容一个人邋遢,就说“你这衣服就像是从腌菜罐子里捞出来的一样”。他说,包袱要大家都听得懂,而且“皮儿得薄”,容易领会。北方的园子里,演员们调侃观众喜欢用一句“说完相声我请您吃拉面去”,“但是在云南,就得说‘我请您吃过桥米线去’。”窦传辉哈哈一笑。

他希望,能将这个园子发展成德云社那样。“现在正是我们演员和观众互相调试的阶段,我们一直在摸索怎么样在云南说相声。”他将这种摸索上升为“中国相声的地域改革”。“改革”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培养稳定的观众群体。观众的不稳定带来很多麻烦,演出的节目单的随意性很大,为了保证“笑果”,窦传辉往往根据临场观众的层次(比如年龄段)来临时决定撤换或者补上节目。

“在云南,北方的艺术总是有点伸不开拳脚。”尽管意识到现状很难扭转,窦传辉还是给自己找到了心理依靠,“我们的优势就是云南仅此一家,想听只能到我这儿来。”他的策略是,每个演员都有自己的表演风格,要培养他们各自的粉丝。他对在云南的“开疆拓土”很有信心:“云南是相声的处女地。”

冯健峰说:“现在就想让这门艺术在这儿落地,生个根。”杨天正站在一旁,顽皮地接了一茬:“再生个孩子。”

今年5月,冯健峰接到师兄窦传辉的电话,约他演出。他说,自己激动了好一阵,把封存了五六年的大褂、布鞋翻出来洗干净、熨平,穿在身上。那一刻,他有了流泪的冲动——那么多年为学相声吃的苦,终归是放不下。

那次演出结束,冯健峰一直念叨着“没说够”。能站在台上让别人笑,对他们而言,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

(都市时报记者 辛亚洁/文 记者 张昊哲/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