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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人 奇事 奇书——云南纸币收藏家范昌明写真
2017-03-16 10:02来源:昆明文产网

李国庆范昌明先生性格直爽,为人谦和,我俩平时交往不多,偶尔见面,他总以老师相称,令我这个小兄弟诚惶诚恐,受宠若惊。

日前,昌明兄电话告知,他最近出了一本书,名曰《云南纸币》(云南出版集团、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11月第1版),要送我一本。我俩都是急性子,第二天便相约晤面。

等我见到昌明兄的大作,果然是大作,大16开国际通行精装本,铜版纸印刷,图文并茂,洋洋洒洒500余页,俄顷之间,惊叹与赞佩之情油然而生。

昌明兄一再委托我写篇书评,我坦言对于钱币收藏完全是门外汉,恐有负重托,他对我赞誉有加,同时表示不提任何要求,写成什么样算什么样。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我这只“鸭子”只有试着上架,至于结果如何,只有听天由命了。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通过与昌明兄的交谈和查阅有关资料,一位云南纸币收藏迷的“前世今生”跃然如现————

范昌明,1944年10月生,云南昆明人,大专文化,中国民主建国会云南省委原专职副秘书长。

说起来,范昌明对研究收藏云南纸币发生兴趣纯属偶然。1982年的一天,他和一位朋友在一起“冲壳子”,古今中外,天南海北,聊着聊着,朋友听说范昌明正在收藏古金属钱币,就向他建议,搞收藏也应该标新立异,独辟蹊径,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肯定弄不出什么名堂来。范昌明觉得有理,希望朋友给他出个主意。朋友直言道,你干脆收藏云南纸币好了,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

范昌明请朋友说说理由,朋友没有正面回答,却给他讲了一件曾经发生在昆明的真实血案。

1949年2月12日,昆明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枪杀案,21人在元宵之夜倒在血泊中——

位于昆明市中心的南屏街,商厦林立,人流不息,如今成了步行街,更是热闹。当年,南屏街被称作“东方华尔街”。中央银行(昆明分行)等48家中外银行皆汇聚在这条街上,而震惊全国的“昆明中央银行血案”也发生在这条街上。

1949年,国民党半壁江山风雨飘摇,政权大厦将倾,金融秩序和经济秩序也一片混乱,弄得民不聊生,人心浮动。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了“昆明中央银行血案”。

当时,国民党政府不顾通货膨胀,大量发行金圆券,云南拒绝使用,而过去云南所通行的半开银元硬币代替金圆券在市面流通。西南几省受此影响,也改用银元银角。国民党财政部又想利用这一情况大捞一把,打算把库存的镍质辅币拿出来当银元一样流通,于是颁布了一道命令,恢复早已作废的镍币,10角换1银元,因此在西南各地掀起了一次镍币风潮。在命令尚未公布之前,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高级官员得知这一消息,暗中勾结商人,到处收购民间散存的镍币。几天之间,少数人便成了一本万利的暴发户,多数人却上当受骗,把旧存镍币按几角甚至几分一斤的低价卖掉。当国民党政府下令恢复使用镍币,愤怒的民众纷纷拒绝使用,当局只好将镍币再来一次贬值,从而造成了混乱。

当时金圆券在昆明还能行使。1949年2月初,市面上出现了一种50元面额的金圆券,与中央银行昆明分行转发的中央银行的同种券部分花色和印章笔画极不一致。这本来是中央银行发行局采用了两种不同的图样,分别在上海和香港印制。昆明分行只收到发行局寄来的上海版本票样,没有收到香港版本的票样。香港版金圆券则从省外流入了云南,昆明分行却茫然不知。

2月12日中午,一个小贩拿着一张香港版金圆券到南屏街中央银行昆明分行兑换,银行职员认为是假币,盖上了“伪钞作废”的图章。这一消息迅速传开,民众担心手中的金圆券不能兑换,纷纷涌到中央银行昆明分行挤兑。12日是星期六,银行下午不开门营业。13时左右,焦急不安的群众打开银行侧门,一涌而入哄抢各种东西。银行忙打电话报告五华山的云南保安司令部。保安司令部立即派出30多名宪兵,会同昆明市警察局第一分局的警察把中央银行昆明分行包围起来,抓捕了200多人关押在近日楼上。

省府主席卢汉得到报告,当天傍晚亲临南屏街,在银行门前审讯被捕的人。秘书李广平随同卢汉前往,并受命撰写了该事件的布告。在卢汉审讯之前,宪警已经一一讯问过抓来的人。卢汉的审讯不过是将抓来的人过一遍目,并未多问。只有一个模样斯文的年轻人,卢汉问他是干什么的,年轻人回答是某大学的学生。卢汉接着问道:你一个学生家跑来整哪样?年轻人说是路过这里,见状想进去看看究竟。卢汉训了他几句让人把他放了。这番问话侥幸保住这名大学生一条小命。其他的21人被押往银行街对面的安宁巷口内当场枪决。这天晚上恰逢元宵节,该吃浮圆子(汤圆),可这21人却吃了枪子。他们本是些生计艰难的小生意人,唯恐手中钞票作废才去挤兑,孰知竟做了冤鬼!昆明在这个本应是红红火火的传统节日里,却充满惊惶和血腥味。其实,事发之际,乘乱打劫者只属少数,据说有的已从银行后窗跳下民房顶跑了,后来被杀的多为无辜者。

就在血案发生的第二天,新华社广播了这一事件,声言“向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卢汉讨还血债!”

昆明中央银行血案反映了当时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社会矛盾。卢汉为了平息挤兑风潮,防止由此诱发社会骚乱,采用过激手段一时铸成大错。血案之后,卢汉借机擅自撤换了中央银行昆明分行行长武镛,以自己的人赵康节接任。从此,昆明中央银行的一切均听命于卢汉。

听了朋友的讲述,范昌明感到非常悲哀和震惊,一枚小小的纸币竟然引发了一桩血案,这是云南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中共为此将血案的制造者卢汉定为“战犯”。卢汉震慑之余,选择了投向人民,于1949年12月9日毅然发动云南起义,使三迆大地获得和平解放。由此可见,纸币与国家存亡、百姓生计密切相关,而且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影响历史发展的进程;国民党之所以迅速垮台,除了军事失利以外,滥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他认识到,每张纸币后面都能发掘出一段史话,堪称社会演进的活化石。

于是,他果断决定转向收藏纸币,在收藏界闯出一片新天地。初初入道,他便惊喜地发现,旧钞同金属钱币一样,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但是旧钞属于纸币,由于年深日久,数量稀少,保存困难,他意识到,自己即将踏上漫漫长征路,很可能要付出毕生的心血和汗水。

果不其然,没过多久,范昌明便发现,收藏纸币真的是难上加难,自讨苦吃,难在何处,苦在何处?可用“五费”来概括:费时、费神、费力、费钱、费工。

首先,收藏纸币需要时间,可范昌明是在职人员,而且在单位身居要职,肩负重担,每天8小时必须“焊死”,咋办?只有下班以后匆匆刨上几口饭便去旧币市场转悠,往往深更半夜才能回家,睡不了几个小时又要去单位“扛大梁” 。 费神,真是费神,想找的“对象”究竟藏匿何处?比如引发南屏街血案的那种香港印制的50元一张的金圆券,少之又少,何方神圣愿意出售?费力,为了收藏自己中意的旧钞,不得不一次又一次跑旧币市场,实在找不到,还得求爷爷告奶奶请海内外“钱友”帮忙寻购。

费钱。作为用于商品交换一般等价物的纸币,一旦退出流通领域以后,其身价反而增长,这正是文物的特点。在旧币市场,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三五元几十元便能收购自己中意的旧钞,可随着时间的推移,行情一路看涨,有时甚至花费数千元甚至上万元乃至更高方能如愿。

范昌明收藏纸币,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因此,开销就成了一笔沉重的负担,压得他够呛。可是,只要碰到他喜欢的藏品,哪怕倾家荡产他也要设法搞到手,否则连饭也吃不下。例如,有一次一位朋友向他推荐了一套云南富滇银行民国九年(1920)发行的壹角、贰角、伍角3张竖版小角票,那人开出的价格让范昌明有点难以接受,稍稍犹豫了一下,这套纸币便落入他人之手。范昌明痛悔自己坐失良机,决心亡羊补牢,他马不停蹄连续追踪寻觅达七次(此票多次易主,价格也连翻跟斗)之多,最后终于以高价收入囊中。

1994年6月,一位广东币商愿意向范昌明优先出让一张民国早期贵州省政府发行的拾元金库券,此钞属稀世之珍,但价格不菲,范昌明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情急之下,忍痛将家中的一套进口组合音响转手,换来了这张“发黄的纸”。2004年4月,江苏常熟一位藏家因急需用钱,高价抛售一张民国时期贵州省军阀混战期间发行的旧钞。为了抢先得到这张面额壹元的军用纸币,他告知这位藏主不得转让他人。然后,趁“五一”假期风尘仆仆赶往常熟,以藏主满意的价格成交。

据熟悉范昌明的知己“揭发”,有时刚领到月薪,见到一张心爱的旧钞,范昌明可能会将全月的工资拿出来去换回一张现实中已买不到任何财物的“纸币”带回家。更有甚者,在他的藏品中,清代的云南官方流通钞及新成银庄等珍稀云南地方钞票,他当时是举债买的。至于从英国、香港等地几经周折购进云南殖边银行和个碧石铁路银行稀钞的事例也是举不胜举。

范昌明如此痴迷收藏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用的旧钞,让很多人费解,久而久之,就连家人也对他产生误解,怀疑他是否上了什么人的当或者是着了疯魔。

范昌明不急不躁,利用各种机会给家人上课,耐心讲解搜藏纸币“益智、交友、储财”的成效,这是一项系统的文化工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以他一人之力很难完成,需要得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久而久之,家人逐渐被他“同化”,全力以赴支持他的事业,妻子、儿子、儿媳都成为他的“同盟军”。

费工,收到所需要的旧钞,还得想办法弄清它的来历、出处和价值,这就得查阅史料、请教专家,逼着自己做学问、搞研究。

就这样,范昌明成了清教徒,平时粗茶淡饭,烟酒不沾,偶尔路过娱乐场所也是目不斜视,一心一意“爱钱如命”,被称为收藏界的奇人。

如今,范昌明已搜藏中国历代纸币达五千五百余种,世界各国纸币一千余种,古钱、铜元、硬币七百余种,是纸币收藏的大“富豪”。

因此,如今全国许多知名的钱币纸钞藏家和“钞商”都熟知范昌明对云南和贵州等中国西部地区地方纸币的痴迷和他藏品的丰富。甚至北京嘉德、北京诚轩、上海泓盛以及台湾香港等地10余家国际钱币拍卖公司都与他有长期交往。至今,他已成为全国纸钞收藏圈内公认的西南地区诚信度很高的知名纸币收藏家,并被香港钱币研究会列为永久会员。

“千淘万沥虽辛苦,吹到黄沙始见金”

如果按照一般的标准来衡量,范昌明已经是纸币收藏界的顶尖人物,志得意满,功成名就。可是,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收藏家,仅仅满足于收藏数量的增加和累积,而没有拿的出手的学术研究成果,那只能属于个人业余爱好,永远停留在一个较低的层次和水平,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收藏爱好者,而不能成为家。

范昌明立志成家,他不甘心那么多年苦心孤诣地投入,“五费”的结果只能成为一个拥有大量不能用的纸币而一事无成的“收藏客”。因此,他从一开始便留心一边收藏一边做学问,有朝一日出版专著,在纸币收藏界一鸣惊人,出人头地。由于中国的高等院校没有纸币收藏这方面的专业,他只有走自学成才这条路。

首先是大量读书。他不惜工本,大量求购国内外各种版本的钱币辞典、《中国古代纸钞》《中国近代纸币史》《云南历史货币》《中国历史货币大系》等书籍,反复咀嚼,回味再三,务求觅得个中三味;同时,利用各种机会登门求教,拜师学艺,以一片真心、真情“窃”得老师们不轻易示人的真火,照亮自己苦苦求索的路程,成为中国纸币收藏和纸币史学研究的专家。

据熟悉范昌明的朋友透露,“时光流转,范昌明一如既往,自家的‘银两’虽流失不少,却赚了个精神富足。欣赏自己的这些家珍,对他来说是一件极大的乐事,30余年辛苦不寻常,看着按各个不同时期编排有序历历在目的各类旧钞,他十分陶醉。无言的汗青,沉默的史官,携他去做超时空的遨游,无数浩荡时代风云际会于斯,人世沧桑、悲欢离合、盛衰荣辱,概莫能逃逸这些旧钞不经意的记载。有时生活中受点挫折或身体欠安,翻阅这些珍贵的旧钞,就成了范昌明最好的精神慰藉。”

目前,范昌明已加入亚洲钱币学会,并被香港钱币研究会吸收为永久会员。

多年来,他全心全意致力于弘扬钱币文化,抢救民族文化遗产,普及纸币收藏知识,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范昌明认为,作为一个真正的纸币收藏家和研究者,必须眼界开阔,胸襟豁达,要乐于公开展示自己的珍宝,变私藏为公有。他曾先后于1984年、1989年、2007年在热心院校和企业的帮助支持下举办过3次个人纸币藏品展览,观众累计逾万人次,共有中央、省、市十余家新闻媒体进行专题采访和报道。他时常以“钱”会友,遍访名家增长“钞识”,丰富藏品,凡省内外举办各种大型钱币交流会、拍卖会,他总是拨冗参加,不放过每一次参观学习的机会。

对于那些初入道的新人,范昌明古道热肠,甘为人梯,凡有求教者,总是将自己所有的收藏经验和体会和盘托出,帮人一把帮到实处,在云南纸币收藏界有口皆碑,颇具好评。

“梦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把自己多年来珍藏的云南纸币编印成册,让这些奇珍异宝走向民间,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是范昌明生平最大的心愿。

如果只是把《云南纸币》编成一部一般性的资料汇编,无疑要省力很多;可是,范昌明的原则是不干则已,要干就要把它干好,现在不是常说“国内领先,世界一流”吗,他有这个野心,决心把《云南纸币》编成一部容科学性、专业性、知识性、观赏性、趣味性、可读性于一炉,具有长期保存价值的云南纸币百科全书,这等于自己给自己出难题,自己给自己设置“拦路虎”,可谓荆棘挡道,山重水复。

好在上帝给他安排了一个黄金组合、最佳搭档。苏骏,南京人,北京钱币学会会员。收藏中国纸币至今20余年,由于受1970年美国史密夫出版的《中国纸币》的影响,开始从事专业的中国纸币研究,认为《中国纸币标准图录》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系统编写。2009年在北京首都博物馆的中国历代纸币展担任组织工作后,于2010年和纸币收藏家陈昌滨先生共同创办中华纸币研究网,2012年随着收藏家吕乃涛先生的加入并组建裕昌集团的天佑东方(北京)文化有限公司,开始中华纸币研究的《中国纸币标准图录》系列的出版。

2011年中华纸币研究网文《中国银行一百周年》点击达40万次,成为中国纸币最受关注的贴。

2011年至2013年在中国台湾《中华集币会刊》发纸币文章10余篇,文字近10万字。主要代表文章如2011年7月底24期的纪念中国银行一百周年《中国银行纸币发行史略(一)(二)》,2013年7月32期《伪满洲中央银行改造劵拾元》,被各种钱币专业杂志采用的文章近百篇。

2012年至2014年为华夏国拍、中国保利、中国嘉德、北京诚轩等拍卖公司上拍的精品纸币写学术文章数十篇,均获得佳绩。

苏骏在《云南纸币》“编辑出版说明”部分语重心长地写道:“《云南纸币》这本书,从查阅档案、整理资料开始,到实物收藏、核实内容,再到现在的成稿,历经三十余年。我们从默默无闻到创办中华纸币研究网站,凝聚了我们对纸币收藏的热爱和对历史研究的审慎态度。本书涉及云南历史资料、地情资料、经济资料、人物传记等各方面。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对国内外所有涉及云南纸币甚至中国纸币的档案、文献、著作等一一甄别,抽丝剥茧,去伪存真。本书是云南纸币发展史的一个记录,同时也是我们对纸币研究心血的凝结。我们在写作过程中从源头入手,最大限度地使用当时的原始资料,采用客观的态度去还原历史的真相。本书是时代经济生活的影像,是这个时代对纸币的学术汇报。”

这段文字,科学、准确、精深、客观、细微地阐明了编撰《云南纸币》的宗旨、目的、意义、方法和学术价值所在,对于我们鉴赏和品阅全书,起到了导航和引领的作用。只是他忽略了一点,作为学者兼企业家,是他慷慨解囊,奉献巨资保证了这本精品的出版,在中外纸币研究界传为美谈。

《云南纸币》设计新颖,编排合理,体例完备,内容精当。

全书共分九章,第一章:“走近云南(内分三节)”;第二章:“清代云南纸币(内分七节)”;第三章:“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云南纸币(内分四节)”;第四章:“民国国民政府时期云南纸币(内分四节)”;第五章:“中华民国政府时期纸币(内分一节)”;第六章:“外国势力在云南流通的纸币(内分六节)”;第七章:“云南各级军政部门发行的纸币(内分十节)”;第八章:“云南人民政权的货币(内分三节)”;第九章“纸币上的云南”,基本上涵盖了有关云南纸币知识的方方面面,是一本“一册在手,纵览全局”的“云南纸币百科全书”,其观赏和收藏价值不言自明。

中国是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又是产生和使用货币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货币的历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历代王朝的更替兴衰。中国每一时期的货币都承载着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信息,难怪人们将钱币称为为“社会化石”。

编著者在《云南纸币》一书的《前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书所展示的纸币基本包括了明清时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云南地方发行和流通的纸币。从这些存世不多的纸币实物或照片中,不仅可以一窥一百多年前云南金融的概貌,还能了解到纸币折射出的一些珍贵史料,以及20世纪初云南的社会风貌。”

《云南纸币》从特殊的视野和角度,向读者展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风云激荡的云南近现代历史画面:阻击英军入侵、保卫西南国门,中法战争,云南人民保护路权和矿权的斗争,修建滇越铁路、个碧石铁路,永昌起义,重九起义,护国战争,滇西抗战,驼峰航线,“一二一事件”,“反内战、争民主、要自由”运动,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边纵队的武装斗争,云南和平解放……“既有战场上金戈铁马的厮杀和喧嚣,也有将帅账内的运筹帷幄,更有横扫千军的酣畅淋漓。一个个改朝换代的惊雷大铎,一批批仁人志士前仆后继的呼啸呐喊,一支支扛着铺天盖地旌旗意志坚定的队伍,把无数美丽的憧憬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奠定成就了今天万紫千红总是春的多彩世界。”(黄懿陆语)

透过《云南纸币》,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英姿勃勃、栩栩如生地向我们走来,其中有军政界人士刀安仁、蔡锷、唐继尧、李烈钧、方声涛、罗佩金、顾品珍、胡若愚、龙云、胡瑛、李宗黄、卢汉、杨文请、李弥……,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边纵队领导人庄田、朱家璧、周楠,富滇银行历任总理、行长、总经理、总办黄凤祥、李鸿纶、盛延龄、陈善、陈钧、吴琨、顾视高、顾秉钧、秦光第、王九龄、王懋德、董泽、胡道文、马为麟、庾恩荣、李培炎、缪云台……

众所周知,刀安仁是中国同盟会会员、著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驱。《云南纸币》一书向读者介绍了他鲜为人知的一面,“光绪三十四年(1908),刀安仁率干崖留学生及数名日本专家技师回国,在干崖开办火柴制造印刷、纺织等工厂,开云南兴办资本主义工商业、引进专业技术人才之先河。他还开设‘新成银庄’,发行银票,积极筹措革命活动经费。”1

由此可见,刀安仁不仅是“民族精英,边塞伟男”,于云南的金融事业也是有功之臣,值得载入史册。

再如蔡锷,我们知道,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主要干了两件了不起的大事:一是在云南辛亥革命时期,被推举为起义军总司令,参与领导著名的重九起义,从而结束了清王朝在云南252年的专制统治,建立了“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被推举为云南都督;在他任职期间,锐意改革,兴利除弊,为云南人民办了一系列的好事、实事。除了内政方面的改革以外,在财政方面,注意裁撤机关、遣散军队、停止各种捐派,整顿厘税,节俭俸给。蔡锷以身作则,把都督俸金由每月600元减为60元。“此时都督俸金之觳,举国未有如云南者也。”2蔡锷也说:“公费所入,衣食而外,一以佐军,不欲使家有赢余。”3

蔡锷为治理云南所采取的种种有力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例如民国元年(1912),云南这个财政拮据,一向靠四川、湖北接济的穷省(辛亥革命以后此种接济断绝),不仅没有亏空,反而节余近20万元,甚至还主动向北京的中央政府提供了20万元的财政资助,可说是创造了云南财政史上的奇迹。二是在1915年爆发的护国起义中,他作为护国军主帅率师出征,在川南战场屡挫北洋逆旅的凶焰,使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美梦成为泡影,他也成为“再造共和”的元勋。

关于蔡锷将军来滇组织领导护国起义,还有一段插曲。据当时的云南督军唐继尧的侍从副官邹若衡回忆:“蔡(锷)问我:‘我离滇后,各界感想如何?军界感想如何?对袁世凯称帝,云南一般人感想如何?军界感想如何?对于袁世凯称帝,各界可知我来后将如何举动?尤其军人观感如何?’我答:‘将军离滇,滇人思念将军,军界思想将军尤达极点。都督到滇,滇人是大旱之望云霓。街头巷尾拥挤不堪,看望是否真正都督来了。对于袁世凯称帝,一般具有高级知识人士知道,将军来后,要有动作,尤其军界营长以上愤慨万分,摩拳擦掌。”4当时上海的《中华新报》也有一则报道:“当蔡(锷)、李(烈钧)等未抵滇前数日,省中谣言蜂起,街头巷议,谓省军将图变……全城震骇,金融立见恐慌,富滇银行四、五日间兑付现金五、六十万,米价亦随之大涨。……风声鹤唳,几有草木皆兵之概。……蔡氏之行本极秘密,乃此秘密消息不瞬而传遍三迤,白首黄童莫不走相告语,额首称庆,此公一至,必有以利国家而安我乡土。……蔡氏抵省三日,金融恐慌立平,持票赴银行取现金者几至绝迹,一切物价亦立复旧状矣。”

看了《云南纸币》,我们才知道他还干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就是在他担任云南都督期间,于1912年初一手创办了日后对云南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富滇银行”,是云南金融事业的“开山鼻祖”。

唐继尧“治滇无善政,护国有奇功”,这一学术界长期争论不已的问题也在《云南纸币》中得到了佐证。

护国战争期间,唐继尧任云南都督兼护国军第三军总司令,留守云南协调各方。他成功地组织了滇南保卫战,粉碎了敌人企图偷袭护国军大本营的阴谋。当时,护国军经费紧张,捉襟见肘,为了从经济上支持护国战争,富滇银行发行了面值壹圆、五圆、十圆、五十圆、一百圆的兑换券,正面均印有唐继尧的头像,广为发行,为护国军解了燃眉之急,这是唐继尧有功的一面。

但“护国战争结束以后,唐继尧穷兵黩武,导致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唐继尧为支付巨额军费,不得不向富滇银行大量借款,致使富滇银行逐步沦为封建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工具。富滇银行的纸币发行额、军费支出、政府借用款项日益上升,币值则日益下跌。”5“至民国十五年(1926),越发不可收拾,‘金融紊乱达于极点,滇币价格一落千丈,这是云南金融业的一个狂飙。’此时唐继尧政府所欠的款项累计达2890余万元,约占富滇银行纸币发行总额3860余万元的76%。唐继尧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溯金融恐慌之原因,实由纸币发行之过多。而纸币发行逾额,实由政府向银行之借款过巨,政府之不能向银行借款,则又由军事不能收缩’。”6

1921年2月,云南政局发生突变。原驻川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长途奔袭昆明,将唐继尧赶走,就任滇军总司令。唐继尧避居香港。

1922年3月,唐继尧率领所部回滇,以高官厚禄收买滇南大土匪吴学显为内应,以突袭方式杀害了顾品珍,重掌云南大权

“唐继尧第二次回滇主政以后,军费开支更加扩大,连续四年军费开支大于财政收入。”7“由于政府军费开支不断扩大,财政亏空,被迫向富滇银行借款。于是富滇银行不得不滥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反过来又使财政更加困难,财政金融陷于互相影响的恶性循环中,以至财政金融的危机日益严重。”8“从1920年起,唐继尧采取‘寓禁于征’政策,开放烟禁以聚敛军饷。富滇银行制订‘各商订卖外款与银行办法’,为烟商大开方便之门。到富滇银行结束时,放款余额不过34万元,过期放款210万元,存款余额138万元,暂存款166万元,应付汇款23万元,生产事业投资9.3万元,可见其(唐继尧,笔者注。)支援经济建设之宗旨已成为一句空话。”9通览《云南纸币》,我们还欣喜地看到,云南虽然地处边疆,但金融事业起步较早,从清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省内先后涌现的银行有:云南大清分银行、云南官银钱局、云兴银行、干崖宣抚准新成银庄、同庆丰、兴顺和、中国银行云南分行、 富滇银行、云南殖边银行、云南个碧铁路银行、云南富滇新银行、云南兴文银行、云南省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中法实业银行、云南中国银行、护国军中国银行、滇西解放区人民银行,也就是说,云南人在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方面一点也不“日脓”,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令人刮目相看。

昆明是历史文化名城,山川秀丽,风光明媚,人文积淀深厚,文物古迹众多,历史上云南纸币的设计和制作者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近水楼台,就地取材,将昆明地区的风景名胜搬上票面,使得云南纸币个性鲜明,风情别具,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乡土气息,在中华纸币大家庭中异军突起,独树一帜,为世人所瞩目。

把玩全书,“《云南纸币》导引我们登上了祖遍山大德寺双塔,进入了云贵总督府(俗称制台衙门),参观了靖国云棲禅寺,乘凉于五华山开武亭,亦步亦趋得胜桥,穿越圆通八角亭去观花潮;怀着崇敬的心情喜上状元楼,步行金马碧鸡坊、太华山、金鸡塔,到大观楼登高怀古,泛舟于翠湖,听语于会泽楼,进入到抗战胜利堂去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到昆明近日楼与护国纪念标去振臂高呼:‘祖国呀,母亲!’”(黄懿陆语)

总而言之,《云南纸币》展示的云南纸币数量众多,品种齐全,门类完备,价值昂贵,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珍品、精品,值得收藏,传之后代,价值连城。

如果此书畅行于市,亦不费范昌明、苏骏两位先生爱国、爱乡的一片苦心。(李国庆)

2017年3月15日


注释:

1《云南纸币》第76页。

2周钟岳:《云南光复纪要——建设篇》(《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51页)

3蔡锷:《劝捐军资文》(《蔡松坡先生遗集》之八)

4邹若衡:《云南护国战役亲历记》(《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143、144页)

56789:《云南纸币》第106页。

李国庆,男,1951年9月23日出身于上海,汉族,作家、编辑、记者。自1972年以来,在国内外报刊发表小说、诗歌、散文、寓言、童话、杂文、随笔、剧本、论文、报告文学、民间文学、文艺评论及新闻作品5000余篇,计500余万字,获国家、省、市级奖励三十余项,现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戏剧家协会会员,民盟昆明市委宣传专委会主任、昆明盘龙江文艺创作中心秘书长,《中国当代作家传略》《云南作家传略》《云南当代作家、评论家传略》收有小传。